为何抑郁症愈来愈趋向年轻化

早在2009年，加拿大学者费立鹏在《柳叶刀》上发表文章，称中国抑郁症的患病率为6.1%，据卫生组织统计，抑郁症的发病率为3.1%。抑郁症的发病率高于平均水平，而且发病率近年来呈逐年上升趋势。按照6.1%的发病率折算，抑郁症患者已达到9000万，无疑是抑郁症的重灾区。而据媒体报道，中国每年约有25万人死于自杀，其中一半以上患有抑郁症。抑郁症带来的严重后果值得关注。

医生表示,当下年轻人的心理健康状况非常令人堪忧，“不管是心理疾病还是心理障碍或是抑郁倾向，在年轻人中都有扩大和加重的趋势。特别是抑郁症，从临床上来看，现在得抑郁症的人年龄越来越小。”

年轻人的“中国”式压力

抑郁症年轻群体的扩大，与他们处于的社会环境和时代因素密切相关。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曾针对十余种不同职业人群进行了调查和分析，根据参与者的反馈，研究人员将他们面对的压力归纳为十个方面，包括社会环境、工作压力、个人成就、经济收入、人际关系、社会支持、家庭、住房、子女和个人生活。研究结果还表明，20岁至30岁的人群精神压力较高。

其中，他们面对的社会环境压力主要是对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带来的，这也被认为是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压力”。

20岁至30岁的人群处于面临毕业、职场奋斗初期，人生的格局还尚未稳定，而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年轻人对于未来的迷茫和焦灼感进一步加剧，这些不良感受会进而诱发抑郁症。心理学家表示：“在抑郁之前普遍有一种情绪存在，这种情绪叫焦虑。焦虑不断累积会促进抑郁的发生。”

再加上如今社交网络盛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更为便捷，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工作与生活界限。24小时随叫随到，加班加点已成为许多职场人的常态。研究已经表明，过度使用电脑与手机使脑部放松与紧张的调整能力下降，容易造成睡眠障碍、工作效率不佳，加上压力随时可能迎面而来，容易引发抑郁。

此外，高强度的工作压力迫使年轻人难以认真对待自己的饮食健康，常吃垃圾食品果腹。有研究证明，食用快餐或商店出售的烘焙食品与患抑郁症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经常以快餐为食的人患抑郁症的概率比那些不吃或者吃的人高出51%，即使少量进食这类食品，也会明显增加抑郁症的发病率。

许多年轻人在完成的工作后，都有类似“被掏空”的感受，这种身心俱疲、能量耗尽的状态一旦持续，将为罹患抑郁症埋下伏笔。过高的工作压力不仅困扰着中国年轻人，它也是导致日本年轻人自杀的一大原因。每年5月，日本抑郁症患者会突然增多，通常叫做“5月病”。这是因为每年4月是新年度的开始，很多年轻人走上工作岗位时极其惶恐，工作一个多月就出现抑郁症状。

虽然年轻人把自己大部分的时间都奉献给工作，但悲哀的是，在财富积累初期，他们所获得的工作报酬难以支撑自己立足，毫不夸张地说，在贫瘠的经济基础上，年轻人的婚恋、购房和社会交往等方面的压力也是致郁的重要原因。

以购房为例，虽然中国的人均收入尚低于平均水平，但房价却高得。据各地和各大城市生活成本的数据库NUMBEO显示，127个（含地区）2015年中的“房价收入比”中，中国以房价是年薪的22.95倍排在了第14位。而绝大多数欧洲都在8左右或以下，加拿大只有5.78，美国只有3.39。中国的“房价收入比”也高于日本、韩国这些高收入的。如此环境下，中国的年轻人若想仅凭一己之力买房，无异于痴人说梦，如果想在北上深这样的一线城市拥有自己的房子，更是遥不可及。

将视角转到农村地区，失衡的性别比下，农村男青年想要结婚便要交付无异于天文数字的彩礼费。诸多新闻屡见不鲜。河南小伙结婚花费50万，相当于全家20年的总收入。民众称，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导致农村彩礼节节攀升，30年来翻了几百倍。虽然对于农村年轻人抑郁症发病率的统计尚无官方数据，但业内医生早已直言，如今农村地区的抑郁症发病率逐年攀升，症结愈发严重。

此外，“从社会大环境来看，过于功利化的社会风气是诱发年轻人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原因。较近一二十年，全社会的导向就是把经济搞上去，这一导向的核心就是钱。这样一来虽然社会发展了，硬件也强大了，但也带来了很大的副作用——大家一窝蜂地认为钱是较重要的，进而忽略了对自己精神方面的关照。”

从以上可以看出，社会大环境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抑郁症越来越趋向年轻化的事实。即便如此，在中国抑郁症的治疗仍然没有获得及时专业的渠道。这一方面有赖于政府对于精神疾病医疗资源的措施，更重要的还需提高广大公众对于抑郁症的重视。